22歲的安徽打工女孩袁麗亞墜樓身亡，意外地觸發了京城的不安。

5月3日，22歲的安徽打工女孩袁麗亞，被發現從位于北京南三環外大紅門附近的京溫服裝商場墜樓身亡。

這也是她最熟悉的工作場所。2012年，她每天都會到位于四層的一家服裝店做導購。

5月9日，依據現場偵查和法醫報告，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公布鑒定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殺可能，系自主高墜死亡。警方已將核查詳細情況及相關證據通報家屬，家屬無異議”。

這是袁麗亞在北京務工的第7年。袁麗亞的同事和朋友們都說，“她總是笑盈盈的”，“她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堅強的女孩兒”，“她從沒抱怨過生活”。

不過，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內心世界。

“無法言傳的心累……”這是袁麗亞2012年年底的一條微博，這樣的述說充斥了她的網絡空間。

2013年春節返京后，她的微博沒有再更新，兩個多月后，她離開了這個世界。

能干的袁家姑娘

袁麗亞家位于安徽省廬江縣同大鎮姚灣村，從她家到著名的三河古鎮僅13公里，大部分農戶以種植葡萄為生，一年有萬把塊錢的收入。

穿過一片茂密的樹林，袁麗亞的家夾在兩個漂著垃圾的水塘中間。鄰居家都是二層小樓，外墻和大門都貼著瓷磚，袁家只是破舊的平房，門垛上紅磚裸露。

室內只有兩間房，一間是袁強夫婦臥室，另一間是客廳兼廚房。袁強躺在一張老舊的木板床上，裂縫從屋頂順著墻角延伸至地面，家具破舊得看不出原色，衣服從沒有玻璃的大衣柜門上拱出來，臥室里唯一的電器是一臺20多英寸的長虹彩電，天線綁在一根兩米多長的竹竿上，倚靠在大衣柜旁，所有的窗子上都沒有玻璃，用幾塊塑料布代替。

客廳里有一張餐桌，一個廚柜，一張用兩條長板凳架起的木床。袁麗亞不在家時，這是弟弟的臥室，袁麗亞回家時，這張距灶臺不到兩米的床就歸她，14歲的弟弟則與父母擠在一起睡。

客廳的墻面還保持著峻工時的狀態，磚縫尚未勾填。唯一能看出有個年輕女孩住在這里的標志，是墻上貼了幾張明星海報。那是袁麗亞2007年春節貼上去的，海報旁是張掛歷，時間是2011年。

1989年，袁強與王紅結婚，東拼西借了5千塊錢，蓋起這幢兩室的房子，一年后，女兒降生。當時北京正舉辦第11屆亞運會，袁強便在女兒的名字里寫了一個“亞”字,希望女兒長得美麗，于是又取了“麗”字。

袁麗亞眉清目秀，聰明伶俐，村里人都很喜歡她。母親王紅至今仍津津樂道，女兒4歲時就能出門幫父親買香煙，6歲會做飯，9歲那年，就可以幫著母親照顧剛出生的弟弟。

一位鄰居說，袁麗亞4歲時，幫父親去買煙，老板要收她1塊1毛錢，她噘著嘴辯解說，“昨天還1塊錢呢。”

她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兒，從不吵架，很少調皮，很小就幫忙做家務。唯一讓袁強操心的一次，是7歲那年從院墻上摔下來，左臂骨折，一年內做了兩次手術，“那時一年也就掙三四千塊錢，全用在她醫藥費上了”。

袁麗亞學習成績一直不錯，家里貼滿了她的獎狀，考入初中后，雖然學習成績不再拔尖，但她每天放學第一件事就是干活：收棉花時，她背著麻袋去地里撿剩下的棉花，兩個多小時就能撿二十多斤;晚上跟父親去打魚，魚簍都是她背，鞋小把腳磨破了，她也不吭聲。“村里人都知道袁家的姑娘能干。”袁麗亞的大姨說。

2006年，袁麗亞中考落榜。父親想供她繼續讀書，但她堅持要出門打工。跟著到當服裝導購的老鄉，袁麗亞來到了北京。

北漂生活

16歲的袁麗亞當上了服裝導購。

這是一個門檻很低的職業，只需相貌端正，身材正常，幾乎年輕女孩都能勝任。在“老鄉帶老鄉”的進城務工求職模式下，在人們熟悉的動物園、雅寶路、木樨園等大型服裝批發市場，安徽女孩是導購的主力軍。

袁麗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同鄉經營的店鋪里做導購，包吃包住，年底結薪。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找到一個不錯的老板，父母問她工作情況，她從來沒叫過苦。“我問她什么叫導購，”袁強記得問過女兒，“她說就是指導別人購買。”

條件有限，袁麗亞只能與老板的女兒同睡一張床。這個可憐的姑娘有些精神失常，發病時還動手打袁麗亞，袁麗亞默默忍受下來，不過年底結賬時，老板卻因為生意不景氣，沒有給袁麗亞發工資。

這年春節回家，袁麗亞跟一位朋友哭訴，但哭過之后，她又豁達地對朋友說，“不過他們家的確很困難。”

第二年，在雅寶路做生意的大姑叫她去幫忙。在那里，袁麗亞第一次接觸到外貿生意，開始在業余時間學習商務英語和俄語。

一位朋友形容那個時候的袁麗亞，充滿了年輕人的激情與斗志，她對朋友說，“國內市場沒有前途，要多學習點在外貿市場干才能賺錢。”

學習半年后，她已可以與外國客戶流利地交流，雖然掌握的詞匯多限于服裝銷售領域，但足以讓一位在大紅門早市賣服裝的老板娘感到驚訝，“真是不簡單，也有會說的，但一聽就能聽出來，她說得比別人好。”

除了勤奮，袁麗亞也很節儉，一位和袁麗亞共過事的女孩記得，整個冬天，袁麗亞只有一雙鞋，晚餐也只是在路邊吃些麻辣燙。母親王紅則說，每年春節，袁麗亞都會帶回一萬多元，今年春節，她留給了家里三萬六千塊錢。

“壽命只有三到五個月，回家吧”

2009年2月，袁強的一場大病徹底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命運。

這年春節后，袁麗亞沒像往年一樣回北京，而是跟隨一位同鄉去了上海，她還是想繼續在外貿服裝領域積累經驗，對方也許諾一年工資兩萬元。可一個月后，她就接到了要她回家的電話。

父親半夜突然全身抽搐，神志不清，昏了過去。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最終診斷為胰腺內分泌腫瘤并已轉移至肝臟，這是一種較罕見的功能性腫瘤疾病，病人不斷分泌胰島素，導致體內血糖水平迅速降低，一旦低于正常水平，就會昏厥。醫生得知其家境后，善意地勸告，“壽命只有三到五個月，回家吧。”

父親記得，袁麗亞坐在病床邊哭著說，“我死都可以，但你不能死。”

她帶父親到省里的醫院住院化療，一個月花掉兩萬多元，但病情仍沒有好轉。“別浪費錢了，回家等死算吧。”袁強叨念著出院回了家。

在家里，袁強每天至少昏倒一次，最多時一晚上昏厥4次。妻子王紅每次用奶瓶給他灌葡萄糖水，也只是暫時緩解。這一年，袁強本打算拿出積蓄蓋座兩層小樓，突如其來的疾病不只讓愿望化為泡影，也使袁家失去了唯一的壯勞力。

2010年，袁強只是在家里做些簡單的家務，隨時“準備昏死過去”;而袁麗亞的主要工作是帶父親看病，合肥、北京，只要有希望，她會拉上父親就走。為了維持生活，在家時，袁麗亞就在家門口的小超市打零工。

直到2011年，通過網上咨詢，袁麗亞得知北京協和醫院可以治療這種罕見的癌癥。她回到北京，每天去協和醫院排隊掛號，在“號販子”的“夾擊”中，往往白白排上幾個小時。她的一位朋友記得，袁麗亞有一天興奮地告訴她，終于排到了一個專家號，是因為一個插隊的人被保安帶走了。“她那天很高興，覺得自己的運氣真好”。

2011年七八月間，袁強終于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住院50天，花費兩萬八千元后，病情有所好轉。

在好大夫網的感謝留言中，袁麗亞寫道，全家商量很久才決定來北京就醫，但“高額的治療費用撞上了農村低收入的家庭，我媽四處借錢也遠沒湊夠，僅剩的一絲希望，聽說內分泌科的顧鋒教授曾經幫助過類似的患者申請過救助，好心的主治醫生就推薦我們找她”。

顧鋒是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教授、全國知名神經內分泌腫瘤專家，也是北京紅十字會神經內分泌腫瘤專項研究及救助基金項目的發起人及秘書長。顧鋒說，該病與已故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的病類似，發病率只有百萬分之一，在已有全身多處轉移的情況下，即使切除原發灶也很難根治，保守治療是每月注射一支價值一萬四千元的針劑。

了解到袁家的難處，顧鋒通過自己主持的救助基金和微博募捐，為袁家募集了三萬多元，購買了兩支針劑，4名在顧鋒門診長期隨診的病友捐贈了4支藥品，這樣，可以維持袁強半年的生命。

一家國外知名藥企得知后，愿意給予援助。每個月，該藥企將一支針劑從瑞士空運至上海海關，再空運至北京，最終由顧鋒轉交給袁麗亞寄回安徽老家。

在顧鋒印象中，這個90后女孩既孝順又懂事，如果取藥時見不到顧鋒，她便打電話表示感謝，還專門從老家帶來一只活雞，要其收下。

袁麗亞也因此回到北京重操舊業。為了給父親治病，她打兩份工，每天凌晨4點，到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做早市導購，接待的都是批發商家，要喊破嗓子拉客，使出全身力氣搬貨、打包;上午10點半下班后，再去服裝店當導購;有時，袁麗亞還和幾個朋友一起去夜市擺地攤，因為嘴甜，會哄客人，袁麗亞的貨賣得很好，最多時一晚上能賣二十幾條裙子，雖然要經常與城管和保安“捉迷藏”，但是幾個年輕女孩子在一起，卻也有種類似共同創業的喜悅。

2012年上半年，因腫瘤轉移，袁強再次到協和住院。協和醫院減免了800元的專家會診費用，會診意見卻不樂觀：盡管藥物治療使原發灶有所縮小，轉移灶瘤體也沒有進一步發展，但所需切除的腫瘤較大，風險很高。

家人不敢冒險，決定還是延續藥物保守治療。父親住院前，袁麗亞辭去了工作，在父親病床旁擺了三把椅子，一睡就是39天。

袁強記不清治病花了多少錢。“至少有十幾萬。”他嘆了一口氣。像中國大部分農民家庭一樣，本就不寬裕的袁家因病返貧，全家所有收入幾乎全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20歲的袁麗亞成為家庭支柱。她在QQ空間里不止一次感嘆自己壓力大，需要拼命掙錢，但這個女孩又會很快振作起來，鼓勵自己：“什么都不要在(再)想了!接下來就是努力上班掙錢讓爸媽過上好日子!袁麗亞，加油!相信你行的……”

村里，與袁麗亞同齡的女孩多已結婚生子。曾有人要給她介紹縣城里一個有房有車的男朋友，她拒絕了，“我要找一個近一點的婆家，方便回家照顧爸爸。”她對這位朋友說。

經人介紹，去年下半年，她認識了現在的男友，也在北京打工，兩家相距僅兩三里路。

“她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有愛好”

不過，熟悉她的朋友知道，雖然在北京拼搏多年，袁麗亞始終沒有融入這個奮斗了七年的城市。

袁麗亞的一位朋友透露，她在北京僅有幾個朋友，不是老鄉，就是同學。為了生計，她頻繁地更換工作和居住地，幾個曾經的老板提起她，都說“幾乎沒有什么了解”。

白天，她所工作的地區距離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僅6公里，掌握著華北和東北地區的街頭時尚，她穿著最新款的時裝樣品，向各地商戶推銷緊俏的商品。然而，夜幕降臨，回到兩公里外的住處，門一關，北京的繁華與喧囂，依舊只是北京的。

這處隱藏在眾多高級住宅和市場中間的城中村，據說2010年時曾要拆遷，又沒了下文。垃圾污水遍地。大約有上千人住在這里，只有一間公用廁所;住戶為了擴展空間，都用柜子在門外搭建了簡易廚房，本來就狹窄的道路，更加逼仄。

今年春節過后，袁麗亞和朋友一起合租在這里東北角的一個二層小樓上。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擺放著兩張床，一個衣柜和一個書桌，桌上的一面梳妝鏡已經碎了一半。

住戶大多來自安徽，幾乎都從事與服裝相關的職業，資歷久一點的，在商場里租了自己的攤位，年輕人大多開著網店，新來的就在商場里做導購。局促的巷子里，女人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準備發的快遞，男人們提著裝滿衣服的黑色塑料袋，穿著制服的快遞人員穿梭于其中。

看似親密，互相之間卻鮮有關注。袁麗亞手機電話簿里的號碼，近半數已成空號，有的人接到電話后，很久才回憶起“袁麗亞”是誰，大多數并不知道她已經不在人世了。一位曾經熟識的朋友說，大家都很忙，許久都見不到面，根本不了解她有什么不開心的事，問及袁麗亞的業余愛好，他回答，“她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有愛好”。

袁麗亞的大多數心情藏在手機和微博里。

在她的89條微博里，出現最多的詞語是“夢”“傷害”“幸福”或“愛”。她一邊感嘆幸福離自己太遙遠，不知道愛是什么，轉而又鼓勵自己，“我還有一大家需要我照顧!我應該試著對自己殘忍點……”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僅有一條亮色的微博：“嘿嘿，好興奮一個!和弟弟跑河里捉了好多麻蝦回來，我真是太厲害了!呵呵，正愁明天不知道吃什么……”

她的手機里，始終保存著一條短信：“靜靜地站在某個角落，看著這個世界，看著來往的人群從身邊走過，漸行漸遠。有的人離開我們，或者將要離開，以及正在離開。所以請你珍惜身邊的人。” 熟悉她的朋友們說，袁麗亞有樂觀開朗的一面，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她聽歌會黯然神傷，聽到雨聲，就會跑出去淋雨，看著看著電視劇，就會流淚。

2012年11月，她將QQ簽名改成：“感覺累就對了，因為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朋友們說，去年年底時，袁麗亞曾與男友鬧過別扭，但春節就和好了。今年正月，兩家吃了訂婚飯，盤算著來年就結婚。

2013年5月2日下午4時許，袁麗亞給男友發了最后幾條微信：“這么多天你受苦了，對不起，老婆永遠愛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

“我女兒沒有死，跟睡著了一樣”

本來，再過兩個多月，袁麗亞就要回家幫忙賣葡萄。細心的袁強發現，女兒最近心情不好。原本每天給家里打一個電話，但出事前十幾天里，她只打過一兩個。袁強雖然有些擔心，但“不想多問，免得給她壓力”。

出事前一周，袁強忍不住撥通了袁麗亞的手機，告訴她，不要太在意錢，注意休息。袁強感覺到女兒心情不太好，“她本來能言善辯的，但那天沒怎么說話”。

5月2日下午4點48分，袁麗亞給父親打電話問：“爸爸在干什么?”

袁強正在葡萄架下幫妻子剪枝，發現女兒的聲音不像平時清脆，還帶著哭腔，問：“你怎么了?”袁麗亞回答：“我沒事，你別累著就行。”

袁強趕緊把手機遞給一旁的妻子，女兒告訴母親她有些不舒服，沒說兩句，手機就沒了聲音，王紅“喂”了兩聲，手機就斷掉了。“可能信號不好。”袁強說。

大約10分鐘后，袁強又打了過去，電話里傳來嘈雜的人聲和汽車喇叭聲。袁強怕女兒聽不清，大聲說：“晚上回到家再打吧。”他沒有聽到女兒的回復。

晚上7點多，袁強想到女兒一天要做兩份工，怕打擾她休息，便讓兒子幫忙發了條短信：“麗亞，身體不好就不要上兩個班了。媽媽問到底哪里不舒服，為什么這幾天不開心，有什么不開心的打電話和媽媽講。”

袁麗亞沒有回復。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村支書跑到家里來說：“北京來電話了，讓你們趕緊去一趟，具體情況也不清楚。”

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女兒跟男友分手了，“訂婚飯都吃了，如果跟別人跑了，怎么跟男方交待啊”。

王紅當晚就和幾個親戚上了火車。5月4日凌晨，剛下火車，幾位在北京打工的親友趕來哭著說：麗亞跳樓了。王紅暈了過去。

5月4日上午，王紅到京溫大廈，大廈工作人員只是冷冷地告訴她：“跳樓與我們無關。”

王紅去了殯儀館，“我女兒沒有死，跟睡著了一樣。”她無法接受，只能不斷去女兒墜樓處痛哭。

兩天后，袁強也趕到了北京，看到了法醫尸檢報告，結論是自殺，“但是女兒為什么會自殺，我也搞不懂。”他呆坐在板凳上，猛吸了一口煙。

不管原因是什么，女兒終究是離去了。5月10日，袁麗亞的遺體在北京火化，當晚，袁強抱著女兒的骨灰登上了返鄉的列車。

5月11日凌晨4點，袁強再次發病，提前在蚌埠下車搶救。

由于意外發生得突然，找不到一張照片作為女兒的遺像，只擴印了身份證照。坐在自家簡陋的房子里，王紅抱著遺像自言自語道：“我女兒多漂亮啊。”

她從抽屜里拿出袁麗亞生前用過的諾基亞手機，捧在手里深深地吻了一下。手機還是2008年的款式，簇新的棗紅色，看起來像剛買的。房間一角，放著兩麻袋棉花，是要給即將出嫁的女兒做被子的，“現在用不上了”。

5月12日上午，袁麗亞的骨灰在老家下葬。墓地是親戚家給的，墳很簡單，沒有立碑。“她是小孩子沒那么多講究。”袁強頓了頓，突然說，“你是不是發現我沒有眼淚，也沒那么悲傷，因為我一直覺得女兒還活著。”

關鍵詞： 京溫女孩 墜樓